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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法视野下的世界大战


  临海而建的海牙和平宫。1899年和1907年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在此召开。资料图片

  1907年初夏至仲秋,气候宜人的荷兰海牙汇聚了参加第二次国际和平会议的44国代表。或许是秀美的风景、和煦的阳光让代表们暂时忘记了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不仅对1899年第一次国际和平会议通过的3项公约和1项宣言进行了修订,还签署通过了10项公约,总计13项公约和1项宣言。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使战争法的创制发展迈入一个全新的成文法阶段。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不同程度法律效力的近百部战争法,大多产生于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之际,一个被无数次提出的老问题再度引发人们的思考:战争法究竟能不能防止战争、制止战争、减少战争的危害?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百余年来,战争法在血与火、毁灭与重生的宏大背景中艰难发展的历史,足以引起人们的深思。

  ★盛况空前的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相隔8年,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后仅仅7年,就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成果虽然十分丰硕,但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却是一个垂死的老旧国际格局的回光返照;无论法律的面纱多么亮丽,根本盖不住正在涌出的地火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公约和宣言被国际社会统称为“海牙法”,与在日内瓦形成的关于人道保护的“日内瓦法”相对应,成为传统战争法的两个支柱。

  “海牙法”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类,要求各缔约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尽量避免诉诸武力”,采取斡旋、调停、国际调查和国际仲裁等方式;二是战争开始和中立权利义务类,确立了宣战制度,规定不宣而战属于非法,并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交战国与中立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三是人道主义保护类,限制作战手段和方法,明确和完善战斗员、战俘和伤病员的待遇。

  然而,这些标着“和平”“人道”印记的国际法文献,并没有阻止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和平大会过去仅仅7年,就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一战,夺去了1000万人的生命。盛况空前的“和平”与规模空前的战争近在咫尺,不啻是对“和平设计者”们的一个莫大嘲讽!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真正动因,是各大国都想在国际会议的谈判桌上争取在军备竞赛中不吃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发展激发了各国以海军力量为主的军备扩张,各大国为保住或者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展开了空前的军备竞赛并加紧纠集军事同盟,尤以英、德两国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英法德俄等几大资本主义板块之间积蓄着重组和互相冲撞的巨大能量。

  提议召开海牙和平会议的,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公之所以作此提议,其实并非出于对和平的爱好,而是由于俄国经济科技相对落后、财政拮据、内政不稳,在国际竞争中甚感力不从心,为了限制对手、赢得时间,才揣摩各国的心理作此冠冕堂皇的提议。许多国家尤其是各大国对会议的和平意义深表怀疑,但为了各自的外交目的,都没有拒绝参加会议。连当时受列强欺凌和宰割的中国清政府,也派宰相李鸿章率团参加了会议,当年举行会议的海牙和平宫中,至今仍藏有中国代表团赠送的国画。

  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争夺殖民地而产生的深刻矛盾,根本无法通过国际会议的谈判得到缓解。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有关裁军和军备控制的成果,甚至连一次像样的谈判都未能举行。和平会议对于世界和平未能有任何帮助,就连尼古拉二世本人,也在不久后爆发的一战期间,由于国内革命,全家被杀,直到80多年后,全家人的尸骨才被找齐。

  一战的惨痛战祸表明,两次海牙和平会议的成果虽然十分丰硕,但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却是一个垂死的老旧国际格局的回光返照;无论法律的面纱多么亮丽,根本盖不住正在涌出的地火!

  事实上,所有这些公约和宣言在一战中几乎全部变成一纸空文。比如,“海牙法”明文规定禁止使用毒气,而一战中德国科学家哈伯却将氯气用于作战。在伊普雷战役中,德军使用氯气,短短几十分钟内造成5000人死亡和1万人受伤。这种行径受到科学界强烈反对,哈伯的妻子(同样是科学家)也为此与他发生激烈争吵,以至她最后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但这也未能阻止毒气战的泛滥,交战双方都大量使用毒气作战——德国一方采用芥子气,造成敌方部队极大恐慌;英法一方则使用路易氏毒气进行反击。一战期间,德国对敌方发射了超过12万5千吨的毒气弹;到一战的最后一年,毒气弹竟占德国炮弹的50%。双方化学战造成的伤亡人数超过一百万,其中十分之一死亡。

  又如,“海牙法”明文规定不得随意攻击非交战国的商船,但一战中德国的潜艇实施无限制攻击,将攻击非交战国商船作为对敌方实施经济战的手段。在整个一战期间,潜艇通过直接攻击或布设水雷的办法,击沉了5000多艘商船,总计吨位达到1200万吨,造成大量人员特别是平民伤亡。

  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形成的国际公约和宣言虽然未能防止和制止战争,但一战的惨不堪言,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条约确实标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方向。

  ★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是战争法从“战争中的法”向“反战争法”转变的标志性开端,打开了防止和制止战争的一条道路

  ★各大国在签署《巴黎非战公约》时的保留,都超出了自卫的范围,削弱了公约的价值

  1919年6月28日,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5周年当天,有关各方在巴黎的凡尔赛宫签署了《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德国的和平条约》,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凡尔赛条约》。

  根据条约,德国损失了13.5%的领土,12.5%的人口,所有的海外殖民地,16%的煤产地及半数的钢铁工业。和约苛刻地削弱和惩罚了德国,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主要围绕殖民地问题结下的深刻矛盾,没有真正缔结建立在民族和解基础上的和平,反而给纳粹崛起提供了机会,给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所以,这个“和平”条约的签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和平的喜悦,反而让人们觉得新的战争已经为期不远。后来的历史,果然印证了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当时的感叹:“这不是和平,不过是20年的休战!”

  两次大战之间,战胜国并未真正享受和平,对新的大规模战争的恐惧反倒日益严重。此时,国际社会又再次求助于法律,希冀通过国际公约来避免战争。回顾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公约和宣言明文规定废弃战争,只是要求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减少战争的危害。这样,人们认为,如果各国能够签署一个废弃战争的国际公约,也许就能万事大吉。

  于是,在法国外长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倡议下,澳、比、波、法、德、加、捷、美、日、意、英、印、爱尔兰、新西兰、南非等15国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并于1928年8月27日签署了《巴黎非战公约》,也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巴黎非战公约》的全称是《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只有短短的三条,其中第3条是公约的程序性规定,因而实质内容只有两条。第1条规定:“缔约各国郑重声明:谴责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并在缔约国的相互关系中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2条规定,“缔约国之间的一切争端,不论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不难看出,这两条规定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得用战争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这一公约是战争法从“战争中的法”向“反战争法”转变的标志性开端,人类对待战争的法律方式从此开始向一个新的阶段演进。公约迅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签署后仅仅5年,就有63个国家批准加入,占当时独立国家中的大多数,凯洛格还为此获得了1929年诺贝尔和平奖。

  不过,这一公约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那就是只有简单的宣示,而没有规定对违背公约的行为进行判定和制止的具体措施。事实上,即使对于这样一个公约,美、英、法等国还作了保留。美国保留将门罗主义作为其国防体系一部分的权利,这显然是把美洲作为其国防范围。英国的保留是:世界上某些区域的“幸福和完整”对于英国的和平和安全具有特殊和重大利益关系,因而保卫这些区域不受攻击,必须视为一种自卫措施,这显然是要维护其在殖民地的利益。法国保留在其同盟国遭受攻击时给予支持的权利,这显然是要用武力保护其势力范围。这些保留都超出了自卫的范围,削弱了公约的价值。

  ★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但规模和惨烈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惨不堪言之战祸”也促使“反战争法”进一步向前推进

  ★《联合国宪章》除了明文规定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外,还进行了执行性的制度设计

  尽管国际社会对废弃战争予以广泛认同,但《巴黎非战公约》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德军占领苏台德地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有力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不可遏止地爆发了,而且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61个国家和地区、20多亿人口被卷入战争,7000万人死亡;毒气战、细菌战、人体试验、种族灭绝等各种惨绝人寰的行一应俱全!人类社会一度变成一个超大规模的人间地狱!所以,当1945年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宪章》时,宪章开篇就写道:“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痛定思痛,国际社会这回下决心要解决非战公约的缺陷问题,力求防止和制止战争。经过反法西斯国家的协商,“反战争法”成为《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宪章对于防止和制止战争的制度设计,远远超过非战公约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简单宣示。宪章除了明文规定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外,还进行了执行性的制度设计,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授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负责断定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有权决定对非法使用武力的一方采取武力以外的各种制裁办法,并且有权进一步采取陆海空军军事行动制止非法使用武力的行为。由于宪章是在纽约签署的,因而人们把宪章中关于防止和制止非法使用武力的制度,称为战争法中的“纽约法”。近70年来的历史表明,“纽约法”为防止和制止在国际关系中非法使用武力,确实可以发挥一定的实际作用。

  同时,二战后,传统战争法的两个组成部分——“日内瓦法”和“海牙法”,也得到了极大深化。1949年,63个国家在日内瓦通过了关于陆战中伤病者待遇、海战中伤病者及遇船难者待遇、战俘待遇和保护平民的四个公约,统称为“日内瓦四公约”,并且在1977年又通过了关于在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适用“日内瓦四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日内瓦四公约”和两个附加议定书统合并发展了此前所有关于人道保护的规定,形成了完整的“日内瓦法”体系。

  与此同时,“海牙法”也在二战后迈开新的步伐,一方面,禁止化学武器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不仅统合、更新了传统“海牙法”的内容,而且规定了可予执行的核查机制;另一方面,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战犯的大审判之后,上世纪90年代起,又在海牙设立了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和常设国际刑事法院,一个以追究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为内容的新“海牙法”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正在不断发展。如今,荷兰海牙的监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国际监狱”,那些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受到国际刑事审判的“战争嫌疑犯”都被关押在海牙的监狱中,坐落在海牙郊区小镇上的塞维宁根监狱因此而闻名于世。

  由此可见,被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制出来的转型的战争法,形成了“海牙法”“日内瓦法”“纽约法”三个支柱,尽管每个支柱都还有其不尽如人意之处,但都无疑是全人类在生命和鲜血的教训中取得的文明进步,这个发展方向已经不可逆转。

  ★美国某些政客和日本右翼势力把中国的发展强盛与当年德国崛起相提并论,这种居心叵测的论调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霸权思维

  ★现今的国际法包含了众多超出一般国家意志的精神,但却没有国家愿意公开终止其对国际法的支持,这也使人们对未来和平仍能保有宝贵的希望

  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向国会报告其雅尔塔会议之行时说:“我带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从(雅尔塔)会议回家。这个信念就是:在通向和平世界的路上,我们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一和平一开始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它的基石是坚实的。”

  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罗斯福总统当时的信念。但事实却是,二战的结束并没有让人们感到和平的真正到来。随着美苏从盟友关系转变为敌对关系,以及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刚刚走出二战硝烟的人们,又走进了核大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云中。冷战时期,局部地区的热战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抗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动荡。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历史终结”的幻觉和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推动令美国更陷飘飘然的盲动,在美国“例外论”思维的极度张扬中,美国“无所不能”的断语逐渐演变为蔑视全球的种种单边主义行动。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在引领世界军事变革的同时,也使国际社会对和平的呼吁愈发显得空荡和无力。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长,美国某些政客以及日本右翼势力却反复炮制“”,并以所谓“一战重演论”“中德相似论”为论据。在这种荒谬论调的掩饰下,也是在美国的纵容下,日本右翼势力公然为其侵略历史翻案,否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东京审判的正当性、合法性,并且以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企图改变二战后对其军事力量发展和使用的法律限制。

  毫无疑问,美日的这些论调和动作不仅是对中国的误判,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变化趋势的误判、对人类发展前景的误判。鼓噪和推行这些论调的人,骨子里依然隐藏着当年帝国主义列强的霸权主义思维,他们始终把重建、维持其霸权地位作为其对待世界的出发点,从而遮蔽了正确看待世界发展变化的目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思维不仅不能使其达到目的,反而将失去合作共赢的历史性机遇。

  回顾百年战争史以及战争法的演变过程,战争法屡屡成为强权国家予取予求的工具,需要时用来遮羞,不需要时则被抛弃和践踏。这也让许多人对战争法的作用充满质疑。

  尽管如此,与100年前相比,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主义的瓦解和殖民地的解放消除了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根源,经济活动的相互依存成为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以《联合国宪章》为中心的国际法发展和实施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因素。总体来看,现今的国际法已经包含了众多超出一般国家意志的精神,但却没有国家愿意公开终止其对国际法的支持。如果说传统的权力政治游戏和由此带来的各国在全球公共问题上的玩世不恭使我们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绝望,那么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价值-制度体系正在不断地自我更新的现实,或许使人们仍能对未来的持久和平保有宝贵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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